[編按]在本文中，葛樂耐對撒馬爾罕古城大使廳東牆的印度史詩場景作出解讀。參照波斯一阿拉伯史料有關波斯新年的記載，對大使廳的西牆突厥人和各國使臣宴會場景進行歷史背景分析。根據波斯新年與唐朝夏至日重合的歷史現象，對大使廳的創作年份作出精細推測：660年或者663年是最佳年份。本文並提出西牆上部獅子寶座上的巨大人物，不太可能是馬爾夏克所推測的娜娜女神，或者莫德推測的兩個突厥可汗，最可能的是粟特王本身，他在新年裏扮演波斯史詩中的英雄—太陽神伊瑪。
(一) 四牆—四國——四天子
撒馬爾罕古城大使廳壁畫已然殘缺，從而風光占盡地使我們不斷追尋她永遠未知的答案。相對而言，大使廳南牆———粟特牆和北牆—唐朝牆的保存比較完好；而東牆印度牆，上半部已經完全湮滅漫漶，倖存下來的只用下半部，而且描繪的並非什麼宏大的主題；西牆突厥牆，是面對大廳入口的牆壁，殘損的上半部分應該是想表達的焦點。雖然西牆上的使臣衣服上有粟特文的長銘文，從而讓我相信消失在時光中的西牆上半部分的主題是粟特國王拂呼縵在此接受絲路各國使臣的朝賀，但是俄羅斯的馬爾夏克和德國的莫德爭論說，出現在獅子寶座上的不一定的粟特王本人。馬爾夏克根據片治肯特的五十年發掘經驗認為，獅子寶座上的巨大形象應該是粟特主神娜娜，粟特王坐在娜娜腳下接受朝賀；而莫德認為獅子寶座上的人物應該是突厥可汗，因為按照四個大國、四面牆的圖像程式，突厥牆表述的是草原霸主突厥汗國，所以主尊應該是突厥可汗，他和白匈奴可汗並坐在獅子寶座上飲酒，而腳下是突厥武士迎送絲路各國使臣的朝賀。異彩紛呈，百家爭鳴，這在學界是個好事，因為學者們永遠不放棄對壁畫真相的探索，大使廳的真相遠還沒有蓋棺論定。在追索中，大家重溫了粟特的許多藝術和歷史知識。
不過在此我要陳述自己對大使廳的解讀，當然眼下還不是最後版本，新的探索還在開展中。大家所認同的：這四面牆是一個整體，反映的是粟特國王拂呼縵在位期間（根據《新唐書》記載，是在650-659年之間）中亞的政治格局：牆上的突厥、唐朝、印度，都是給粟特帶來深刻影響的絲路大國，不管誰是這個大使廳真正的主人——是拂呼縵國王自己，還是國王家人，甚或是企圖用壁畫來阿諛國王豐功偉績的權貴。
選擇將突厥、唐朝、印度和粟特作為四面牆的繪畫主題，這個安排不是隨機的，其實是因為創作者沒有更多選擇。據《新唐書.西域傳》記載，在離康國一撒馬爾罕不遠的另一粟特城國何國一貴霜匿，何國王子每天早上起來拜謁一個皇家亭子中四面的畫像，即絲路上能掌控中亞的四個大國帝王：北方的突厥可汗，唐朝皇帝，印度王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國。在何國亭子裏，北牆是完全奉獻給大唐帝國的。（對此我信賴日本學者影山悅子的研究，她曾試圖找出一些吐魯番與和田的唐代例子來作比較。）
對於大使廳南牆，我同意馬爾夏克的解釋。1990年，在出土的大使廳原址上建成的大使廳博物館落成，紀念日上，他宣佈了自己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到粟特國王拂呼縵的皇家儀仗出行圖，出行隊伍攜帶著準備獻祭給位於都城東郊的粟特祖先神廟的犧牲動物—四頭白鵝和一匹空鞍馬。這一祭祖風俗，記載在《隋書.西域傳》的《石國》條；魏義天認為這樣的粟特風俗在撒馬爾罕也同樣存在。馬爾夏克首先意識到，《隋書》裏提到的粟特祭祖日期是波斯新年的正月初六，這個日子在隋唐農曆裏不是什麼特殊的日子，但是完美吻合於拜火教曆法：因為正月初六是波斯新年納烏魯茲（Nawruz）的最後一天，這一天在阿拉伯歷史學家比魯尼（Biruni）的記載中，是波斯和粟特國王最隆重的宗教慶祝節日，我接下來會精確解釋一下這個黃道吉日。眼下值得關注的是何國亭子裏的畫面，何國王子每天晨起焚香祝禱、舉行虔誠的宗教儀式拜謁的四王畫像中，南牆所畫的也是粟特國王，不過不是大型場景，而是國王個人像。
(二 )東牆的螺旋式構成
大使廳東牆印度牆—這面打開進入大廳的大門的牆，也是湮滅漫漶最嚴重的牆。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討論過阿拉伯歷史學家阿爾.本恩的記載中對印度牆的解釋，並輔之以何國亭子的線索。何國的四面牆上，除了隋唐帝國、粟特、印度，還有突厥，因為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與粟特地區最接近的兩大民族就是印度和突厥。在殘損的上半部之下，有些斑駁的壁畫痕跡，依稀可辨是一些印度人物的戰鬥場景，我認為這些人物應該歸於印度史詩中克裏希納大神的年輕時代。這裏我提供一些可資比較的印度畫面，雖然說這些畫面畢竟不能與大使廳東牆的表達完全殊途同歸。
一個赤腳女子懷抱嬰兒，這個人物我的解讀是雅索達—克里希納的養母，她正在撫慰懷中的嬰兒克里希納——在嬰兒被大鳥怪普塔那襲擊的前一瞬間。這兩段場景相互關聯，在古印度史詩中可以直接找到。大鳥怪的圖像下面漶漫不清，出土時候已經殘損，但是銘刻在嬰兒身側的兩個粟特詞“重要嬰兒”提供了直接線索，現在隨著時間流逝，粟特文題記已經漸漸不清楚了。有關養母雅索達懷抱嬰兒克里希納的圖像，我們可以參見印度摩崖石刻—500—550年之間的狄奧噶赫摩崖石刻。此刻，這個母嬰圖像的背景是波濤洶湧的河面，這個河面從東牆的右側從頭至尾一直延伸，正好吻合了史詩中克里希納在耶木拿河河岸生活的童年時代。養母在耶木拿沐浴之後，把嬰兒克里希納抱在臂彎裏向我們走來。
在母嬰圖像上方，有一個男子與馬殿的圖像，我嘗試著解讀為克里希納與馬怪克辛博鬥的場景。在古印度藝術中，通常把克里希納的腳畫在馬怪的肚子下面，那麼就和大使廳東牆的馬殿與男子腳相抗的圖像不吻合了；但是至少有一件印度笈多王朝摩崖石刻——曼多爾石刻（400年）是把馬怪和克里希納畫成面對面搏鬥的形象，這就可以與大使廳東牆畫面相提並論了。
在東牆的右側，有一群肥胖的裸身童子跪在河中，其中兩個正在搭弓射箭。上次我在論文中討論這一主題，認為這些童子表現的是同一個人物—印度小愛神卡瑪，射箭暗示的是青年克里希納與牧牛女的幾段羅曼史。這個觀點是印度的曼都博士向我建議的，她還提供了來自臘吉普特邦的細密畫《克里希納與牧牛女》中可以比較的畫面：印度小愛神卡瑪正在向這對戀人射出愛情之箭。對於同一場景，德國學者莫德獨立提出，童子與大鳥怪搏鬥這一畫面借用了希臘—羅馬藝術元素，肥胖裸身童子的造型來自於希臘——羅馬文化中的厄洛斯一丘比特。而且整個印度牆圖像中都是有希臘——羅馬藝術的影子。在一些古印度的神話圖像中，大量採用童子圖像，比尼羅河文化中的童子更為流行。這部分壁畫隨著歲月沙漏，色彩漸漸如土，不過據當時發掘的考古隊留下的水彩摹本上顯示，幾個童子瞄準鳥怪射箭，這一點可以讓莫德頗感欣慰。還記得嬰兒身側的粟特文題記“重要嬰兒”嗎？童子也可以解讀為小人國女王格臘娜的兒子莫樸瑟斯。這個嬰兒不幸中了魔咒變成了鳥怪，然後遭到小人國獵手的追殺。這個故事見於古希臘無名作家的《神話集》第十六章。不過這個詮釋較為牽強：東牆的畫面主要是印度場景，與希臘一羅馬關於小人的圖像差距較大，雖然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Plinius Secundus,約公元23—79）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第七章第26節提到過用弓箭瞄準鳥怪的場景，但是希臘一羅馬的畫面裏面，都是描繪成小人手持劍或者長矛對付鳥怪的模樣。大使廳東牆的童子肥胖的造型，確實與羅馬藝術中的射箭丘比特很像，但是不一定會是小人國人物。
到此為止，我願意把這個問題懸置起來，留待以後解決。把幾個與印度有關的傳說畫在同一個畫面上，不是沒有可能的。退一步看，東牆和西牆造成一種反差：在粟特繪畫中，幾乎都是回避裸體和赤腳人物的；而東牆上的印度裸體赤腳人物，就和西牆上穿著粟特聯珠紋錦袍、腰金曳紫的絲路使臣形成強烈對比；東牆上勇士艱苦地與鳥怪馬怪博鬥的場面，也和西牆上熙熙攘攘的使臣大朝會形成對比。
大使廳東牆左側，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壁畫殘片。我認為這是一對天文學家，放在腳邊的圓球是一個天球儀。和右側的多版本解讀不同，這一人物組合可以得到精確破譯：這是希臘一羅馬圖像表現的司星象之神烏拉尼亞，傳授星象術給詩人阿拉圖斯。只不過在大使廳，這個學生穿的是印度袍子，坐著的老師可能還是一個希臘人，這是馬爾夏克很早之前就指出的。我在200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提出這一傳授星象的場景在克里希納的史詩中也出現過，這只是為了表現印度天文學在當地具有令人景仰的高度。現在我意識到了，在大使廳的其他三面牆上，星象和曆法也是重要元素之一，本文接下來還要詳細討論。
(三)西牆的使臣大朝會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覺得應該把重點放在保存完好、細節豐富的西牆突厥牆上。《隋書》裏談到在7世紀初，何國亭子裏表現的西方大國有兩個：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但是到了656—657年撒馬爾罕大使廳創作的時候，盛極一時的薩珊波斯帝國已經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侵吞完畢；拜占庭帝國則在阿拉伯的打擊下苟延殘喘，對絲路不再重要了。我們能從西牆上辨識出披髮武士是突厥人，他們穿梭於絲路各國使臣之間。其他使臣分別是拿著蠶繭、戴著襆頭的唐朝人，頭上插著野雞毛的高麗使，來自鄰國赤鄂衍那的流亡波斯使臣，以及粟特、石國使臣。石國使臣的白色袍子上寫了一串粟特文題記，醬油色的唐朝使臣的身上也有短的題記，說明他是來自覬覦粟特的吐蕃。不過就我的理解，那些拿蠶繭的唐朝使臣應該還是代表唐朝，而站在高麗使臣身邊的山地武士打扮的人，才是吐蕃使臣，證據是他們手裏拿的是犛牛尾巴和羚羊皮毛。我提出一個正在打磨中的假設，認為西牆表達了一個政治真空的新場景：粟特國王受到唐朝加封，從而接待大朝會上的絲路各國使臣的場景，比之南牆上的粟特王出行祭拜祖廟主題，更加世俗化。
在此背景下我必須指出，西牆上的粟特文長題記，有些言過其實。當赤鄂衍那總督宣稱，“對於粟特的神祗、粟特文書，我都帶著好奇去一一認清”，他並不一定是指該牆朝賀使臣面前寶座上的一定是粟特拜火教神祗；他也沒打算在粟特傳播佛教和佛經。可能動機單純得多，赤鄂衍那總督只是來參加粟特的新年祭祀，該祭祀在粟特昭武九國之間流行，但是外國使節很少能有幸觀禮。而且，他希望自己的美好祝詞可以在粟特史書上被記載，帶著外交辭令的華美。同樣在長題記裏說的“粟特王來到赤鄂衍那”與寶座上坐著粟特王並不矛盾。這只是一種吹噓，外交使節之間相互攀比的崇高禮遇。相似地，大約三十年之前（628年），玄奘取經路過突厥汗國之時，“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我們不能因為讀了這段題記，就把粟特王想像成朝著赤鄂衍那使臣走過來。最後一點—但不是不重要的一點：題記明確表示撒馬爾罕的城主是拂呼縵本人，絕無旁人。
如果說西牆的創作和什麼特定歷史年代有緊密關聯，那就是658年拂呼縵傾國投靠大唐帝國，唐朝把粟特九姓國稱為唐的臣屬藩國，總稱“康居都督府”。這一史實在此後的唐玄宗手書的《闕特勤碑》上也有提到。“五十年來，突厥效忠唐朝，盡心竭力。突厥汗國地域廣大，東至高麗，西到鐵門。”（原文為突厥文）西牆右側末尾所畫的高麗使臣和當時控制鐵門關的赤鄂衍那使臣同時出現，就是這一句記載的完美反映。唐朝使臣手拿蠶繭和生絲，出現在西牆畫面的中軸線上，暗示了唐朝作為天朝上國的核心地位。正如馬爾夏克之前已經注意到的，突厥武士們的角色似乎是保證引領唐朝使臣——如今的天可汗使臣——能夠率先走向寶座朝賀，位列絲路其他國使臣之前。
(四) 波斯新年與夏至
如果我們想把大使廳西牆的政治意味精確讀出來，必須更多關注時間上的切入點和空間上的切入點。
很快我們就察覺到了接待使臣的時間是一個炎熱的季節，因為所有來賓都腰懸著手帕，還有一位突厥武士正迎向高麗人和吐谷渾人，他嫌熱，把絲綢袍子脫下來，掛在腰帶上。在7世紀，波斯也好，粟特也好，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總是在六月；而粟特的拜火教曆法，總是比波斯本土的節日晚五天。在馬爾夏克注意到大使廳南牆的畫面是表現粟特拜火教徒的祭祖喪葬出行圖之前，義大利女考古學家葵伊拉.希爾維—安東尼尼（Chiara Silvi-Antonini）已經提出一個很有遠見的觀點：把大使廳的四面牆都看成是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的慶賀場面。接下來，此項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義大利的康馬泰和克里斯托弗萊提出的：他倆尋找出了南牆粟特牆和北牆唐朝牆畫面之間潛在的關聯，以及二者在天文曆法日期上的同步。接下來一段時間，學界沒有對新年有進一步的詮釋。對於拜火教祭司的工作和傳統，在精確的修復線描圖基礎上，我們可以像專業的天文曆法學家那樣，精確計算出一千四百年前那個夏至日。
在此筆者要從康馬泰他們的曆法表說起，以得出我的結論。總體上和康馬泰所說相似，但是細節上微有調整。魏義天認為我們必須糾正他們的夏至說和端午節說——這個節日在中國是龍舟節。我們會按照儒略曆的日期，把所有細節納入一個聯繫更為緊密的系統裏。
第一個躍入我的腦海的，是作出這個詮釋所需的基礎：歷史上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夏至日是落在粟特的新年六天裏的，那就是公元641和663年之間。這段時間，粟特王拂呼縵恰好在位。在《舊唐書》和《新唐書》裏，該王在650年到655年之間首次出現。在這個語境下，我們需要注意兩件事。第一，波斯或者粟特國王的加冕，通常是在新年納烏魯茲的第一天；第二，各種語言的史料—來自阿拉伯學者比魯尼的尤其詳細的記載表明，每次到了新年納烏魯茲節的時候，國王必須扮演伊瑪（Yima）_波斯文化圈裏的英雄，特別受到波斯皇家的推崇。比魯尼寫道：
在新年納烏魯茲的第一天，當陽光照著伊瑪，人們仰望著他，向他謙恭敬禮，歡歌醉舞，度過這年的第一天。在新年第六天，當英雄前去和魔鬼大戰，最後伊瑪勝利回到人間，就像太陽那樣冉冉升起，人們瞪大了眼睛，看到天空升起了兩個太陽，原來的朽木在瞬間發出了嫩芽，長出了綠葉。
自然而然地，波斯新年和中國夏至日期吻合的歷史現象，對於剛剛被唐朝加封為粟特九姓之王的拂呼縵而言，無疑是個王權祥瑞的兆頭。從上述轉引的句子中可以看到，在整個漫長的拜火教傳統裏，伊瑪是原初的太陽神，幾千年來神格不變。還是，比魯尼也堅持說，夏至日，就是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的元旦日。在這點上，我們知道他是不對的：在拜火教曆法創始之初，薛西斯在公元前486—前465年創制的曆法是以春分日為元旦的；只是因為歲月流逝，在7世紀初，波斯新年往前挪協了九個月，夏至日本才變為元旦。不過比魯尼的記載可能回應了拜火教精英圈子中的一個特別傳統：納烏魯茲與夏至日的重合，是拜火徒祭拜伊瑪亡靈歸來的日子。最後，還是根據比魯尼的記載，夏至日的發明，來自古希臘天文學家，而古希臘天文學家恰好在大使廳東牆上出現，他拿著天球儀，正在給印度人傳授星象知識。這也是一種巧合或者暗喻。
伊瑪也是死亡之神，這一概念在拜火教文學中留下痕跡，更在粟特圖像中頻繁出現。如果真的如拜火經典中所說的，那麼伊瑪就是守護地獄之門的。最後，伊瑪還是人類黃金時代—那個時候宇宙大同，天地澄明—的王。《阿維斯陀》（Avesta）經典裏，伊瑪被描繪成手持地球的形象。11世紀的阿拉伯史料中記載，伊瑪經常攜帶長生藥草，那些靈物讓人類遠離死亡、悲慘和戰爭。在粟特王拂呼縵統治的動盪歲月裏，剛剛被大食亡國的薩珊波斯王朝，激發起波斯文化圈民眾對強大波斯皇權的渴望。南牆上去往神廟祭祖的葬禮出行和各國使臣朝賀的場面，恰逢其時地成為了大使廳壁畫的題材。
我們還可以更精確地進一步去探究。大家知道，伊瑪戰勝魔王後凱旋的日子是新年的第六天。比魯尼把這一天稱為“納烏魯茲的吉日”。一首中古波斯文寫成的詩歌，就是專門歌頌這個日子的。這一天，所有拜火教的吉祥生物都被創造出來，世界和平幸福，波斯王的傳奇也是發生在這一天。在復活的日子裏，太陽將高高掛在天穹，並不落下，一直照耀九天。這個美好預言，自然是和波斯新年第六天與夏至日重合這一現象有關。夏至日確實是一年之中白晝最長、太陽久久不落的日子。要感謝《隋書》和《新唐書》中的《西域傳》中有關石國和撒馬爾罕風俗的記載，讓我們知道第六天是粟特人祭拜祖先的日子，隨帶著還有其他粟特歌舞和儀式。這一天與夏至日重合，歷史上有四年：660-663年。如果我們把大使廳北牆的唐朝端午節圖像也考慮進去的話，這四年裏，有兩年更是上上之選：在660年，納烏魯茲的第六天，唐朝的夏至和端午節，在天文曆法上發生在同一天；在663年，端午節發生在納烏魯茲的第四天，而第六天的祭祖吉日和夏至日重合。當然這個天文曆法上的重合不必如此精確；事實上，宮廷天文官不必向國王提供如此精確吻合的曆法日期，他們需要給出一些黃道吉日的概念，在綜合天文演算和當時國王對中亞政治格局的渴求的基礎上。
大使廳創作之際，正是中亞歷史上幾大政治力量微妙消長的時期。最後一個真正掌控粟特的突厥可汗是咄祿可汗，他於642年繼位，但是突厥內亂，九部很快分崩離析。之後史國國王維旭匹爾統一了撒馬爾罕地區，第一次給自己加上了皇家頭銜“伊吉希德”，當時撒馬爾罕的銅錢上都鑄有“麥里克”字樣，意為國王。這一舉動，明顯是表明粟特地區已經從西突厥汗國的統治之中擺脫出來。拂呼縵是維旭匹爾的第二位繼承者。658年，唐朝徹底擊敗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將粟特九姓國併入大唐版圖，稱為“康居都督府”。在這件事情上，西突厥汗國戲劇性地成為了大唐帝國擴張的引路人。兩個唐朝使臣被派遣來粟特：一個是董繼升，658年由唐高宗派遣，前來加封撒馬爾罕城主拂呼縵為粟特九姓之王；還有一位是王名遠，在662年把唐帝國的旨意為粟特以南的大夏地區。史書沒有清晰記載王名遠在粟特逗留的情況，但是他去大夏路過粟特，是很自然的事。當時突厥十部落的使團分別為兩個可汗跑腿：一個是靠唐朝的東突厥可汗迷設，一個是西突厥的可汗普珍。第二個來訪粟特的突厥使團，則全部聽命於普珍可汗。德國學者莫德提出一個很吸引人的推測：西牆突厥牆的右側有十一個長予，很可能暗示了突厥的十個部落，中間那把長矛則象徵著突厥可汗本人。經過如引觀察，我可以自信地指出，其中一位突厥人是來自唐朝西域的焉耆，因為有一行詳細的題記寫在他的腰上。648年，焉耆綠洲國臣服於唐朝，662年處於焉耆北面的突厥部落孫尼設，叛離普珍可汗，唐朝兵力介入，讓他重新歸順。所以這位來自於焉耆或其附近的突厥使臣，此刻在西牆上陪伴唐朝來使，這種場景直接詮釋了當時的突厥局勢。
總而言之，660年或者663年，是大使廳創作年份的最佳答案。影山悅子在研究唐朝新城公主墓壁畫時，發現其唐朝貴族女子所穿的服裝，與大使廳壁畫上的使臣所穿非常接近。新城公主死於663年，她是唐高宗的妹妹；而唐高宗被畫在大使廳的北牆上，正在上林苑獵豹。
我們回過頭來，再仔細讀一下比魯尼對於納烏魯茲的記載，這一記載真是令人百看不厭，歷久彌新—納烏魯茲的風俗是薩珊波斯王定國定節日，他將與國同慶，獲得上蒼的護佑。第二天，國王大宴王公貴族和名門耆老，估計第二天也是國王接待各國使臣的日子。第三天國王接見牧馬人和拜火教大祭司。魏義天指出，夏至日是突厥部落貯備馬匹結營的日子。眼下突厥部落已經依附唐朝結為盟友，那麼粟特王可以名正言順地召喚突厥人前來，作為粟特王的“牧馬人”。當時突厥汗國一夜崩潰，十大部落各自為政，粟特王經常讓突厥人以部落為單位來擔當粟特的軍事任務。西牆的中部和下部出現了大量突厥武士是沒錯，但並不是說當時的突厥地位崇高到會出現在西牆的上部，這個位置是留給主神和重要國王的。最親近粟特王的還是他自己的王公大臣，就像南牆上跟隨出巡的那些粟特人。總之，我把西牆的畫面歸結為波斯新年前三天的綜合場面，包含了四個場景：粟特王的加冕，粟特王扮演伊瑪，第二天粟特王接待各國使臣，以及第三天粟特王接待武士們和牧馬人。
在此，史料的證據和考古圖像證據相互支特，把當年場景復原得很好。13世紀的阿拉伯博物學家喀茲維尼（Qazwini）在他的《宇宙寶典》裏也談到了波斯新年，但他把比魯尼的新年六天的節目壓縮到了一天。不過，他補充了一些有價值的細節：在新年這天，國王舉辦聽政大會，王公大臣趨奉而前，各攜寶物、以悅聖心。結合大使廳西牆的畫面來看，各攜寶物、一一展示王座前的，不光是粟特本國的王公大臣，各國來使也在其中。12世紀的伊本. 巴爾基（Ibn`l-Balkhi）在《法斯納瑪》（faysnama）長詩中寫到兩個相互矛盾的國王聽政大會場面：一方面，說在國王面前沒有人敢坐下；另一方面，說王公大臣根據官銜高低，一排排坐在國王面前，井然有序。還有一本史書是《王冠之書》，編譯人是阿拉伯學者伊本. 穆卡法（Ibnal Muqaffa,724-759）,他揭示出，納烏魯茲風俗是薩珊波斯王庫思老. 阿努希爾宛創立的，在那一天波斯“王中之王”舉辦聽政大會，準備了禮物和錦袍。宴會的桌子安排好了，屆時滿朝公卿按爵位高低而坐，錦袍的服色也把他們的官銜高下一一區分。
(五) 粟特王與太陽神伊瑪
讓我們再一次想像這個囊括天堂人間大宇宙的在使廳。在大使廳創作的年代—波斯新年的第六天吉日，恰逢夏至，銀日至少象徵性地高懸，粟特王公與各國使臣從畫有印度河的場所景中進入大使廳，迎面是巨大的西牆，這個位置原來是留給薩珊波斯王中之王的，如今波斯已經滅國，崛起的粟特王拂呼縵自己佔據了西牆的寶座，成為新一代英雄伊瑪—為人間帶來和平的太陽王。如馬爾夏克建議的那樣，我認為此處不需要再添加一位娜娜女神，或者添加幾位拜火教神，我覺得有伊瑪就夠了。
我還覺得西牆上方不應該有馬爾庫斯. 莫德所建議的突厥可汗式的大型人物。即使出現一位突厥可汗，或者兩位突厥可汗，並尊於突厥武士團體之前，他或者他倆也不可能佔據那個獅子寶座，因為突厥可汗身上沒有象徵性的神格，不像波斯新年裏的粟特王可以扮演太陽神伊瑪。而且，那麼多絲路使臣手持珍寶前來祝賀粟特王的加封，這些禮物也不像是拿給突厥可汗的。我覺得很難想像一個扮演伊瑪的國王。正如我已經展示的，這個出城祭祖的場景只在這個隆重的納烏魯茲節日裏佔據一角，而不出現在新年第一天的加冕禮上。新年第一天可是意義非凡，粟特王在此扮演的是宇宙之王的角色，試問誰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呢？
（摘自2006年羅馬大學《粟特壁畫》國際會議論文集
